我国科技总体水平，近几年来呈下降趋势。理由是：第一、近几年来我国重大科技成果数量明显减少，而且质量有所下降。具体表现在：（1）、国家发明一等奖明显减少：1988年4项，1991年2项，1992、1993两年为零；（2）、国家科技进步奖数量和质量明显下降：国家科技进步奖1985年获奖项目为1761项，1993年下降到441项，质量也有所下降。第二，基础研究存在走下坡路的趋势和面临危机的可能。近年来自然科学一、二等奖明显减少：1983年至1989年，共颁发一等奖13项，平均每年2项；1990年至1993年，共颁发一等奖1项，平均每年0．25项。
此外的“证据”还有：1995年我国科技人员在国际上发表的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共6395篇，比上一年增长了7．4％，在世界排在第11位，论文数量虽然逐年上升，但论文的被引用率几乎没有变化，论文在国际上被引用数还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说明论文质量还有待提高；我国大专院校的专利申请量在1995年下降的情况下，1996年再度以3％的幅度下降；我国科技国际竞争力落后于经济国际竞争力，1996年我国GDP世界排名第7位，而科技国际竞争力排在第28位；科技国际竞争力连续下降，是我国国际竞争力8大类指标中唯一连续下降的指标；科研效率不高，1996年我国从事研究与开发的总人数与企业研发人数均列世界第4位，而我国科研专科指标的国际竞争力只分别列世界第32位和第21位。
采访中，对这些刺痛每一个中国人民族自尊心的数字，杨晓升似乎有点不愿再提及。但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又让他无法回避。在略显沉闷的气氛中，他又讲了起来。
尽管按绝对数来看，我国的科技投入逐年增加，但我国科学研究和开发（R＆D）的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NP）的比例却一直徘徊不前。90年代以来，我国R＆D只占GNP的0．7％左右，而1996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0．48％，相对于发达国家（美国为2．45％，日本为2．9％），我国有很大差距。以科研国家队为例，目前中国科学院和教委直属科技人员每年每人的全部经费平均约3000美元；而台湾科研人员的年人均经费为6万美元。国家改革科技拨款制度已经好几年了，但科技经费严重短缺的状况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以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为例。1997年，全所基本事业费（包括基础工资、公务、修缮）每年723万元，全所医疗费用及造林人员工资开支1100万元，科研费1500万元，1997年赤字380万元，累计赤字1060万元。
经费的短缺严重影响了该所的研究工作，影响了吸引人才。植物所的标本馆是全国权威的标本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其现状非常令人担忧。下拨的经费除去职工的各种补贴和国际标本借阅的邮费等几项开支已所剩无几，连标本楼顶大面积露水、排毒系统失控和标本消毒这样的大问题，都很难解决。杨晓升在标本馆采访时发现，除了通过窗户的自然通风外，控温设备还在使用50年代的产品，而控湿设备则因经费问题而无从谈起，200多万份珍贵植物标本只能听天由命。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多年甚至几十年珍藏下来的标本已被虫害蚕食得残缺不全、面目全非。自1990年以来，这个标本馆一直没有派人外出采集标本。标本增加的速度已由1987年以前的每年2至3万份，降至现在的每年3000至4000份。
杨晓升说，科技投入不足是喊了多年的老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采访中他也发现，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政府和全社会共同寻求切实可行的办法。．
与科研投入不足相伴生的是，我国研发机构科研效率相当低下。据1996年有关报道，我国近一半的研究开发机构，一年中竟然没有发表一篇论文；我国只有5％的研究开发机构创造了国家级科研成果，只有15％的研究开发机构创造了部级科研成果；我国的研究开发机构平均只获得0．09项发明专利；我国97％的研究开发机构其科技成果的应用每年不超过10项。
杨晓升在书中指出，中国科研效率如此低下，根本的问题在于传统科技体制所带来的弊端。我国科研机构几十年来基本上是从计划经济的需要出发，由政府部门规划和兴建，各自形成“大而全”和“小而全”的封闭体系，形成了军民分割、条块分割、部门分割和学科分割的局面。于是许多依附于行政部门的科研机构虽然是重复建设、水平低下，但却予以保留。由于人员冗多，使得科研经费“僧”多“粥”少的状况更加突出，再加上部门壁垒的存在使得科技信息交流不畅，造成科研资源浪费，出现了科研行为短期化、力量分散化、课题小型化的倾向。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极低。科研机构与企业貌合神离，众多科技成果或者由于脱离科技市场需求，或者由于转化渠道不畅而被束之高阁，造成了另一种巨大的浪费。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取得的3万项左右的成果中，能在生产中稳定使用、具有一定规模的大约只有20％。
危及我国科技发展的另一根本因素是我国科技人才的流失、出现人才断层、科学家英年早逝等现象的存在。
多年来，尽管党和政府一直为改善科技人员的待遇而努力，但自蒋筑英、罗健夫以来的十多年间，中青年科学家中仍不断上演着英年早逝的悲剧。
大约在1991年至1995年的5年时间里，中科院7个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的专家教授去世134人，这些人平均寿命仅53．3岁。1995年，中科院自动化所科研人员患病率高达80％；动物所体检未见异常者仅5％；数学所患高血脂症的高级知识分子占71％。5年中，有近50％的职工体质状况不尽人意，其中患有影响工作疾病的比例达到36．8％，中老年职工患病率高达58．4％。
1996年6月20日，蔡诗东——这名在国际等离子体物理学界著名的科学家、中科院院士匆忙地走完了他的生命旅程。去世时，他只有58岁，正处于他创造力旺盛的黄金年龄。
蔡诗东是给累倒的。为了工作，蔡诗东可以说是废寝忘食，从不顾惜自己的身体。由于长期的艰苦工作，他早已积劳成疾，但仍坚持工作，很少请假，曾多次放弃一年一度人事部专家司为他安排的休假。当了十几年政协委员，他却没有参加过一次视察活动，不是工作忙就是出差在外不得不放弃。他把晚上和节假日都用在工作上，有几次，因为劳累体力不支而晕倒在办公室。为了节省科研经费，他去城里办事总是自己骑自行车或乘公共汽车，很少打车。
杨晓升对采访蔡诗东的夫人曹俊喜女士和他的同事时的情景和心情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在蔡诗东家中，除了满面墙壁的图书、资料，一切都简单到了极点，没有什么家具，更没有什么装饰物，甚至可以说缺乏某种生活的气息。蔡诗东睡过的床静静地躺在那里，蔡诗东用过的电脑也不再有人打扰……他们的主人已经在另一个世界了。
蔡诗东的早逝，给他所在的中科院等离子体研究室罩上了浓重的阴影。而更令人扼腕的是，这个20余人的研究室，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失去了包括蔡诗东在内的3位科研人员，另两位去世时年龄只有40多岁。
杨晓升用“压抑”两个字形容他采访时的心情。面对此情此景，谁又能不压抑呢？搞科研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总给人一种悲壮的感觉，他们唯一思考的就是如何让我国的科技水平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可社会给了他们多少回报？他们早逝的消息哪里比得上文体明星的一个花边新闻“轰动”呢？
谈到写作此书的目的，杨晓升说，这本书是想尽自己作为中国人的一份良知和作为记者的职责，为中国科技、为科技人员、为科学家奔走呼号。更重要的，是要在国人的心头敲响警钟，吁请大家一起来思考和探求中国科技的振兴之路。作为一个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纪实作家，也借这本书呼唤公众科学素养的提高和全民族科学意识的加强。杨晓升略显沉重地说，很难想象，一个缺乏科学意识的国度，能够科学地管理社会并使其高效运转；同样难以想象的是，一个缺乏科学意识的国家，能为科学的振兴创造良好的环境。
今天，埋头苦干的科学家越来越鲜为人知，科技“明星”星光黯淡；调查显示，我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0．3％，而美国、欧共体国家公众达到基本科学素养的人口比例比我国公众达到基本科学素养的人口比例分别高出23倍及15倍；伪科学在中国国土上疯狂肆虐……这一切都告诉我们：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还很欠缺，人们对科学的重视程度尚需加强。
杨晓升更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民族科学意识非常欠缺，直接威胁到国家各项事业的成败和民族的前途。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极其惨痛的教训。他认为，科学意识是一种求真求实、尊重客观规律的精神。直到今天，不尊重科学的表现在我们民族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比比皆是。比如为了赶时间不顾质量的“献礼工程”，比如缺乏效率的“企业办社会”的模式，都是明显的不尊重科学规律。杨晓升在书中还举了一个例子：三峡工程上马，许多城镇需要迁移重建。在某个县城新城选址问题上，县领导与专家意见相左。于是，县长便组织全县400多名对地质、土建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的干部投票表决，以压倒多数否决了专家意见，开始在一个地质构造不稳定的地方开工建设，直到后来施工中多次出现滑坡塌陷，无法进行下去而被迫下马。但这时，已经有6000万元扔进去了。
杨晓升最后告诉记者，虽然他在采访写作中更多的是感觉到忧虑和悲伤，但是，当他看到成千上万的科研人员在忘我地工作，看到我们国家在积极推进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他也感到了希望所在。特别是，江泽民主席近年来多次强调基础研究、知识创新、高新技术的重要性，为我国的科技发展指出了方向和目标。朱镕基总理在1998年3月召开的9届人大会议上已郑重承诺：“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的首要任务”，表现了中国政府发展科技的无比决心。就在此书问世后的半年时间内，一系列振兴科技的措施已开始陆续制定和实施，如加大科技投入、实施科技体制改革、在中科院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等等。这一切刚刚开头，但是我们对明天充满信心。
（《告警——中国科技的危机与挑战》，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定价：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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